鱼翅

I was within and without.

【读书笔记】纪德文学评论集:《陀思妥耶夫斯基》

山见鹿:

1.关于“永恒的生命”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永生”的看法,和“个体性”有密切联系。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小说展现他对于基督教的理念,也即“个体在弃绝个体性中获胜”和“一旦我们心甘情愿弃绝我们的生命,自觉自愿地死亡,那么这种弃绝立即使生命在永恒中复活。”同时,永恒的生命可以在当下进入,并不需要等到未来。这和天主教会所倡导的理念大相径庭,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在宗教社会却反对教会,他对教会和天主教会尤其深恶痛绝,但是同时他又是狂热的信徒,但是只接受福音书里的基督的教导,这也就决定我们在看待陀氏关于宗教的理念时不能完全按照普通意义被教会解释过的教义理解。


既然是通过小说和笔下的人物展示自己的观念,那么陀氏笔下的人物如何体验永恒的生命呢?陀思妥耶夫斯基给出的答案是,“自愿牺牲,自觉自主献身,为大众牺牲自我,在我看来是人格最高度发展的标志,是人格优越的标志,是高度自我控制的标志,是最高自由意志的标志。自觉自愿为他人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众人而被钉在十字架上,被活活烧死,这一切只有在人格高度发展时才有可能。”


而关于陀氏对个体性的论述的论述是这样的,“非得泯灭个性才能得到幸福吗?灵魂得救寓于自我消失之中吗?我说,正好相反,不仅不应该自我消失,还应当加强个性,甚至加强到西方达不到的高度。请明白我的意思:自愿的牺牲,完全有意识和不受任何约束的牺牲,为大家的利益所做的自我牺牲,在我看来,标志着最高发展的个性,最优越的个性,最完美的自我把握,最自由的主宰……高度发展的个性是完全相信有权威为个性的,不再为自身担心,不可能朝三暮四,就是说不可能为任何其他人支使,而只可能为他人牺牲,为的是使所有其他人都完全成为自我主宰的和百事顺利的个性。“摘自《论资产阶级》一书中《国外旅行》的一章。这个答案吸取了基督的思想:”谁想拯救自己的生命必将失去它,谁为自爱献出生命必将使它享受永生。“


“永生”强调的是奉献和融入,或者说是“忘我精神”,而“个体性”强调的是保持自我,这两个概念从表面看是矛盾的,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确信它们内在包含着联系。在他看来,个体主义必须在确保其丰富复杂、总体性的情况下才能得以确立,从深层意义上来看,两者并不矛盾。


(有把这个引申为爱国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还有引申为民族主义和欧洲主义的,这个我没有再多看,但民族主义确实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的补充:“那帮政客等待着俄罗斯文化的进步,但并非民族宝库有机发展的进步,而是加速吸收西方教育的进步。”“法国人首先是法国人,英国人首先是英国人,他们的最高目的是保全他们自己。这是他们的力量之所在。"


个人觉得陀氏把两种矛盾概念统一化的理念也影响了他的政治观点,作为无党派人士,陀思妥耶夫斯基害怕造成分裂的党派成见,也因此一直在追求“思想的一致性”。他自称是“俄罗斯的欧洲老人”,深信欧洲的“各种对抗在俄罗斯的思想基础上得以和解”。也即:所有的党派都应该以对国家和对人类的热爱而融合起来。)


 


2.关于“双重人格”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始终不能脱离这样的一个主题:欺凌使人受罪,而谦卑使人神圣,《被欺凌与被侮辱的》就是初期作品的名字。他一方面向我们描述卑贱者,其中有些人把前谦卑推至卑鄙,乃至以卑鄙自乐而不疲;另一方面向我们描述傲慢者,这些人中的一部分人把自尊推至犯罪。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太受福音真理的影响了。一方面我们看到自暴自弃,而另一方面,在陀氏的小说中,确认人格,“权力意志”(尼采语)会导致一败涂地。


陀思妥耶夫斯基乐于让他的人物自相矛盾,对矛盾百出毫不在乎,经常会出现情感的迅速转换,从一种态度转化到它的对立面上去。但这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感兴趣的,他感兴趣的就是人的前后不一致,力图揭示人身上存在普遍的矛盾的情感。在他的作品中,这种矛盾往往被推向极端,甚至为了凸显情感的对立,会被推至荒谬的境地,也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双重人格理论。这与高乃依笔下的激情和义务的对抗是不同的,高乃依表现的内心对抗是在理想的人、典范的人和自然的人之间展开的,而如果要成为楷模,成为英雄,就应该摒弃自然的人。也与福楼拜所描写的包法利主义不同,包法利主义所持的观点是,每个主人公,每个人,只要不离群索居,朝着一个理想俯首。他就会倾向于使自己想象的生活使自己的生活双重化,倾向于中止自己现实的人而成为自己所设想的人。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令人困惑的就是这种双重人格的并存,主人公是清晰地知道自己的二重性的。


“突然,拉斯科尔尼科夫觉得自己在恨索尼娅,但又对如此奇怪的新发现感到惊异,甚至惊恐,他猛然抬头,定睛端详着姑娘。憎恨立刻从他心头消失了。不是那么回事。他搞错了体验到的感情性质。”


还有《少年》中维尔西洛夫的话:“我身上悠然自得地包藏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情感,毫不勉强,自然而然地同时存在。”


 


3.关于“人有何能”


 


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地下室手记》,向读者展示了一位“光思想而不行动的人”的方方面面,指出深思熟虑的人和有想象而无行动的人一样备受思考的折磨。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是把人格分为三个区域,智力区,激情区,和深层区。当然,这三个层并不完全隔离,它们还相互渗透和影响。发生在激情区的事件很好理解,即“灵魂没有被触动”;智力区会产生诱惑,而这些诱惑往往是智力因素带来的;深层区是智力和激情触及不到的,那里产生基督所说的:第二次复活“。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智力是一种很个体化的东西,而以他的观点,想要获得永恒,人们应该摒弃个体化,投入浑然一体的相互依存中才能获得。也即,酷爱自己生命的人必将失去生命,保护自己个性的人比较失去个性,但敢于弃绝生命的人将使得生命充满活力,从此刻(而不是天主教会宣扬的未来)进入永恒。


这里有一个比较偏题的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产生于智力层面的诱惑,首要的是我们会向自己发问。在我们向自己发问的问题中,有一个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人有何能??这个问题有另一重意思,也就是人原本可能是另一种东西,他原本可以做其他的事,原本可以做更多的事,但他停留在一个非常初级的阶段,没有进一步完善。这个问题本身在肯定人的能动性,相应地,也就是对上帝的否定,也就是人生来并非只能完成上帝教导的义务,他可以做更多事。也即,人本身不被限制。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这个关于人自身解放的问题阐述了很多遍,比如在《群魔》,比如在《卡拉马佐夫兄弟》,“倘若上帝存在,那么一切取决于上帝,在其意志之外我一无所能。倘若上帝不存在,一切取决于我,那我有责任表明我的独立性。”那么怎么表达他的独立性?这就产生了问题,一个人有何能?


这个问题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那里已经被提及,然后他们很快把人推向了实用领域,发展艺术和科学;这个问题在活动家和实业家身上也不是什么难事,超人的问题对他们而言根本不是问题,他们的作品和生命本身就是答案。但是问题悬而未决时就会产生焦虑,就像上文提到的,“深思熟虑的人和有想象而无行动的人一样备受思考的折磨”。在这个问题上最典型的是拉斯科尔尼科夫,他无时无刻不被自己的平庸困扰,最后为了证明自己是个超人而逼迫自己走向犯罪。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智者不具备充分的行动能力,他们顾虑太多,而行动者应该是才智平庸之辈。如《地下室手记》里的主人公所宣称的,“十九世纪的行动家是没有个性的人。”


(不过虽然智者不行动,但他会促使人行动。比如斯塔罗夫金和皮埃尔·斯泰帕诺维奇。)


 


4.关于陀氏笔下的人物


 


纪德式的人物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人物一样,自我表现性很强,即真诚地自我揭示,真诚地自我突出,内心剖白而不改变自己的模样;但是同时不脱离人性,不象征化,不成为某种抽象符号。纪德对此的评价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实现的奇迹,是把每个人物塑造成一个族,首先每个人物根据自身的本质存在着,同时又是内在的人,坚守自己特有的秘密,但呈现在我们面前时则纷繁复杂,问题多多;奇迹还在于诸多问题活生生缠着每个人物,我该说,缠磨着每个人物,在我们面前相撞相斗相通,直至把每个人物弄得死去活来,或一命呜呼。”


基于对“真诚”的要求,纪德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奉为楷模:一个艺术家应当寻找个人的伦理观,不应接受外在于自我的东西,这样才能达到真诚,即忠实于自我的忠诚,也可以在这层意义上援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不应为任何目的糟蹋生命。”


这种艺术家对自己的真诚同样体现在工作方面,“他过度地工作,过度得可怕,把自己的荣誉倾注在艰难的守约上。“在我的整个文学生涯中,我始终守约,一丝不苟,没有一次说话不算数。况且,我写作从未单单为了挣钱而置契约于不顾。”先前在同一封信里他还说:“我从未设想过一个主题是为了赚钱的,是为了按预定日期而履行写作义务的。我一向等酝酿好了主题,才订约才预售书稿,而这个主题是我真正想写的。”


 


这篇笔记是看过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纪德文集系列中的文学评论集《陀思妥耶夫斯基》(沈志明译)一书后写的,书中包括《从陀氏书信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在老鸽舍剧院宣读的讲话稿》,《在老鸽舍剧院的系列演讲》。书看得很快,总结得也很粗糙,嗯…就看着玩吧。



评论

热度(151)